在杨先生百岁寿辰到来之际，我写这样一本书，一方面是表达对杨先生的感谢和敬意，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记录下杨先生对中国科技的贡献。
杨先生对中国科技的贡献，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一、二、三、多，即为中国学者建立一个国际交流基金，建立两个高水平的研究机构，担任三项重要科技奖项的评审，多次为中国科技尤其是中国物理指出发展方向。
本书作者葛墨林在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所向杨振宁先生汇报理论物理研究室工作。
创立中美教育交流委员会
1979 年，杨先生通过在美国华人圈和中国香港筹款，创立了中美教育交流委员会（CEEC），用于资助中国学者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据统计，该基金共资助 80 多位中国学者到美国交流工作，涵盖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医学、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这些人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到海外交流的科研人员，不仅接触到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还将这些技术带回国，推动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他们中很多人都当选了院士，成为各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
其实，中美教育交流委员会只是一个缩影，杨先生作为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一直在凭借个人的成就和影响为中国科技搭建与世界交流的桥梁：帮助中国物理学会与美国物理学会建立联系，推动人才联合培养计划；在美接待中国科技界代表团和访问学者，尽可能提供便利和帮助；在海外科技界和国际学术会议上介绍中国的发展和取得的科技成就；多次回国访问，通过讲座介绍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
这个“一”，不仅是中美教育交流委员会这一项教育交流基金，更是一座中国与世界进行科技交流的桥梁，还是一个奔波于世界各地为基金筹款、为中国宣传的忙碌的身影。
在南开清华两校创建研究室和研究中心
从1986年到1995年，杨先生推动了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创立与发展，待南开的研究室有了稳定的人员基础、明确的发展方向和一定的知名度以后，他又转向清华，投入清华高等研究中心的建设。南开和清华的这两个科研机构，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科技的窗口，是引领中国科研人才培养的范例。它们的成功凝聚了杨先生大量的心血，从人员引进到发展方向确定，从筹集资金到创造国际影响，可谓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南开数学所举办国际会议，杨先生提供人力、物力、财力全方位的支持；清华高等研究中心创建，杨先生个人捐款以及从各方募集资金超过千万美元。
“二”，指杨先生在南开、清华两校创建的研究室和研究中心，是杨先生支持中国科技发展最直观最显性的成绩，但其中凝聚的心血却是无形的，是无法用数字计量的。
担任三项重要科技奖项的评审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在内地捐赠设立了三个重要的科技奖项：第一个是李嘉诚先生捐赠设立的用于奖励优秀青年学者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第二个是何梁何利设立的用于奖励优秀科技工作者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简称“何梁奖”）；第三个是查济民先生及其家族设立的用于奖励内地从事基础研究的优秀青年科研人员的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
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设立有段故事。20世纪90年代，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韦钰访问香港，她非常能干，得到了李嘉诚先生捐助。因为当时内地青年教师工资低，她想将这笔捐助用于改善青年教师的研究、生活条件。但这么多人无法都提高，最好是择优资助，所以就确定了评定后奖励优秀的工作方案。记得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韦钰同杨先生、我、当时外事局负责人共进晚餐，商谈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事。因为开始争论多，反对的人主要担心评定标准问题，不知道如何判定给这些不给那些。最后大家决定，先择优，其他再说。韦钰请杨先生担任首届评审主任。感动于韦钰关心青年教师，杨先生便答应了。
何梁何利奖的评定方法是，先小组评定，然后由以杨先生为首的终审委员会最后确定。求是奖主要用于奖励物理等方面取得杰出成绩的青年学者，早期也是由杨先生与周光召先生等共同决定。这里有一个例子，为了赵宪庚的求是奖评审，杨先生亲自打电话详细了解情况，最后决定授予求是奖。事实证明，杨先生的决定完全正确。
1997年在香港，杨振宁先生与何梁何利奖部分获奖者合影。前排左起：谢希德、何泽慧等，后排左起：赵忠贤、葛墨林、杨振宁、方守贤。
1997年在香港，杨振宁先生与何梁何利奖部分获奖者合影。前排左起：谢希德、何泽慧等，后排左起：赵忠贤、葛墨林、杨振宁、方守贤。
项科研奖励基金不约而同地邀请杨先生担任终评评审，这一方面因为杨先生在科技界的声望高，能够让大家信服，另一方面也因为杨先生工作认真细致，对评审工作一丝不苟，能真正做到客观、公正。
重要的终评，杨先生都会力争亲自到场，而且之前会认真研究材料，做足功课，对最终入围者取得的进步和成果做到心中有数。在我的印象中，杨先生为了评审长江学者和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分别给我打过时间很长的电话，向我了解申请人的具体情况。平时杨先生的电话时间都非常短，只有那两次，长达半小时以上。而且杨先生还很注意将奖项评审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让奖励切实发挥激励作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实行差别评审就是杨先生率先提出并推动执行的。
“三”，指杨先生担任三项重要科技奖励的评审，而他的认真、投入也让三项奖励切实发挥了作用，奖励培育出的拔尖科技人才数倍数十倍于“三”，这些人才对中国科技的贡献更是无法用数字统计。
多次为中国科技尤其是中国物理指出发展方向
1971年至1975年，杨先生先后六次回国访问，其间做了多场讲座，很多都涉及当时物理学的前沿和热门问题，可以说为处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科技界吹进一缕清风。杨先生访问期间还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多次接见。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会见杨先生时，杨先生建议，中国应重视基础研究，让科学研究回归正轨。他的意见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那次会见后，在座的周培源先生将相关内容整理成文发表。虽然因为政治原因，相关文章遭到了批判，但学术刊物和大学学报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恢复。重视基础研究，这是杨先生对中国科技界带有方向性的重要建议。
杨先生也一直非常关心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在国家有关领导人会见时，他几次提出改善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他向李鹏总理提出应该提高教授工资，并说恐怕中国教授的工资在国际上只能同印度相比。当时李鹏总理还问杨先生，给多少合适，是否同自己一样就可以。杨先生非常严谨，回到美国后又做了调研，结果发现印度教授的工资待遇很高。为此他还专门写信，更正自己之前说的话。
“多”，指杨先生多次为中国科技尤其是物理学发展提出正确的发展方向。这基于杨先生对世界物理发展和科技进步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这种贡献是他特有的，他人无法替代的。前文提到，1981年我从石溪回国前曾请教杨先生回国后做哪方面事情，他提出要重视自由电子激光；1984年他建议注意液晶理论的研究；1987年建议关注量子反散射方法的代数表示；1993年让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每年举办一次量子力学新进展讨论会，到1997年已有超过250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大家越来越重视，南开也就不再组织会议了；1994年建议重点发展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研究；后来还建议中国造软X射线波长段的自由电子激光，以研究蛋白的结构……这些建议后来被证明都是非常正确的。
1995年，杨先生在石溪接受《科技日报》驻联合国记者刘亚东的专访时提出，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准备应对21世纪以高技术较量为核心内容的综合国力竞争，高技术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命运的关键所在。中国要想在高技术商品竞争中赶超发达国家，就迫切需要一大批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科技人才“下海”，更加有效地参与经济建设。他认为只有经济获得发展，才能确保基础性研究、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关活动顺利进行；只有与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科学技术才能逐渐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这再一次体现了杨先生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下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
杨振宁先生与时任科技日报记者刘亚东交流。
反对中国建设超高能加速器
近几年，中国物理界的一件大事涉及是否要建设超高能加速器的争论。20世纪四五十年代，国际核物理研究达到高峰，并走向实用。由于加速器能量和亮度的提高，基本粒子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新的实验和理论成果，形成了研究热潮，以至于在中国，像我这个年纪学习理论物理的人，大都以基本粒子理论为主。因此，每次国外有关于基本粒子的成果出现，都很振奋人心。1957年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这一领域更是让人崇拜。杨先生是世界公认的高能物理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近年来，由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实验发现了希格斯（Higgs）粒子，中国出现了建设更高能量加速器、争取发现更多新粒子的建议。
杨先生是反对中国建设超高能加速器的。他认为，高能物理已不再是朝阳学科，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发现希格斯粒子花了上百亿欧元，中国不宜把钱花在这个领域。从物理上说，有关希格斯粒子在理论上已经十分清楚，就是等待并捕捉。而要超越它，首先要明确捕捉什么，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所以花很多钱搞大工程是不值得的。美国早就停止建大型加速器，日本也已砍掉这方面的计划。同时，这种超高能加速器还需要挖几十公里半径的巨大隧道，瞬时供电量相当于一个城市的量级，这都是巨大的消耗。
杨先生同中科院高能所前所长方守贤院士有过几次深谈，他们都认为高能物理要向国家实际需求方向发展。方守贤先生是我国加速器的创立者之一，他在中科院单环、双环加速器建设中曾发挥关键作用。他坚持不依靠提高能量，而是选择可预料有丰富物理的能区加大亮度，从而大大增加事例数。实验结果表明，这一思想是正确的，并做出了优秀的物理研究成果。方先生身体力行，大力支持上海光源建设，大力支持散裂中子源的建设，这对重要材料的探测将起到重要作用。他晚年仍亲力亲为，在上海建成了基于布拉格散射原理的治疗癌症的质子加速器。杨先生以 97岁的高龄，亲自去散裂中子源建成的地下实验室参观，称赞它将成为国家利器。杨先生一直强调高能物理发展要瞄准国家急需，例如积极倡导 X 射线频段的自由电子激光（它的波长与蛋白键同数量级）的应用，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杨先生的科学思维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十条治学思想
一座中国科技与世界交流的桥梁，两个与世界接轨的科研机构，三个选拔人才、培育人才的奖项，多次为中国科技指出方向……杨先生对中国科技的贡献看似容易概括，实则是说不尽的。时至今日，杨先生以百岁高龄仍在继续为科技事业做着贡献。
最后，作为一名物理工作者，我斗胆简明扼要地列出对杨先生治学思想的十点体会，不一定全面，但都来自切身感受。
第一， 由物理推动去做研究，而不是凭想象；
第二，做学问要“宁拙毋巧，宁朴毋华”；
第三，“三P”：perception（洞察力）、persistence（坚持力）、power（强有力）；
第四，坚持深入一个领域，同时关注有生命力的有关旁支（“岗位”），时机成熟迅速转入新领域；
第五，物理与数学要密切结合，相互促进；
第六，21世纪的物理比过去多了微观理论和新的测量，要注意物理与其他领域的交叉融合，也许新的突破就在我们现在不注意的分支产生；
第七，物理本无“四大力学”，它是为了教学方便而划分的，实际的物理全是结合起来的；
第八，物理是猜测和实验的学问；
第九，对称性支配自然，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简洁而漂亮；
第十，互作用通过规范场传递。
《我知道的杨振宁》，葛墨林 口述并审定，金鑫 整理；商务印书馆2022年8月出版。
